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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育霖出生於日治時期台南州，曾在日本和台灣擔任檢察官。二二八事件爆發不久，3月14日下午，在家中遭六名配槍軍人強行押走，時年僅27歲，至今遺體猶不知在何方。

　　自台北高校文科第一名畢業後，王育霖負笈日本，1944年自東京帝大畢業，又以優異成績通過司法官高等考試，派任「京都地方裁判所」，是日本第一位台籍檢察官。金錢不是他所在乎的，「救台灣人離開艱難處境，是我的理想……」二戰期間在日本，以檢察官身分護衛無數流離、飢餓的台灣人度過險境。1946年返國，任新竹地院檢察官。

　　戰後台灣物價飆漲，官商勾結、米糖走私盛行，王育霖鐵腕偵辦，贏得媒體和民眾高度喝采。但政治干預司法之嚴重，讓這位秉持法治信念的人遭受挫折。他在偵辦新竹市長郭紹宗「救濟物資貪瀆案」，因證人屢傳不到，前往市府蒐調時，卻遭市長誣指「包圍」，調來警察，混亂中搶走搜索令及卷宗，於是他憤而罷官辭職。

　　在擔任《民報》法律顧問期間，他從未停下腳步，不但撰寫有關司法的社論和評論，也完成了《提審法解說》，留給人民懂得保障身體自由，不受非法逮捕、羈押、審判和處罰的屏障，可謂台灣司法改革的先驅。從小喜愛文學的他，除了法律和文學評論，也寫下無數詩文，字裡行間充滿文采和憐憫之心，富含深邃的思想與文學涵養。

　　王育霖的兒子繼承遺志，長年守護著父親的文物和創作，奔走搜尋父親的下落。在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，首度出版王育霖僅存的日記、書信、詩文和評論，書中穿插珍貴的照片和文物，也收錄其胞弟王育德等人的紀念文章，及歷史學者張炎憲對其遺孀王陳仙槎女士所做的口述歷史。希望這本書能讓世人認識、追念這位台灣司法改革的先驅，期待明天的二二八受難者。

　　重要事件
　　二二八事件、日本統治台灣、二戰、司法改革

本書特色

　　本書搭配上百張珍貴照片及彩頁圖片

編者簡介

王克雄

　　台灣大學電機系畢業後，留學美國取得電機博士學位。雖旅居國外，卻極端關心台灣的民主、自由與獨立。參與台灣人權會，幫忙營救高雄事件被關押人士，也擔任過數個聖地牙哥後援會的會長，支持阿扁及小英競選總統和李應元競選立法委員。每逢重大選舉，他都會參加海外後援會回台灣助選。參與創設「美國台灣研究院」，曾擔任FAPA分會會長，2015-2016年聖地牙哥台灣中心董事長，並撰寫文章投稿。為二二八事件的真象發掘及責任追究，不遺餘力。

王克紹

　　高雄醫學大學醫科畢業，畢業後受過麻醉科、一般外科、胸腔外科等專科訓練。在省立台南醫院擔任外科主治醫師，並支援北門烏腳病防治中心。其後在台南市成功路開設「王克紹診所」，懸壺濟世，享有盛名。曾擔任台南市扁友會副會長之職，肩負輔選重任。2004年任台南醫界聯盟執行長，參與組織台南區「二二八手牽手護台灣」運動及擔任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基金會四屆的董事。現任台南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，台南王姓宗親會常務理事、台南地方法院家事與醫療專業調解委員。

傳者簡介

王育霖（1919-1947）

　　王育霖在台北高等學校文科以第一名畢業後，考上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科。後來到京都擔任檢察官，是日本的第一位台灣人檢察官。他曾立下大志：「正義！堅強！帶給所有人幸福！」

　　二次大戰後回到台灣，在新竹擔任檢察官。他不受利誘，不畏權勢，嚴懲貪官，秉持法律，維護公義，是一位令人敬仰的「鐵面檢察官」。為了辦新竹市長郭紹宗陸軍少將貪污，他被迫辭職。他在《民報》撰寫關於法律的社論和評論，並呼籲召開司法會議，撰寫〈提審法解說〉，強調軍警不得擅自關人二十四小時以上。他因為積極推動司法改革，而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，遂以二二八為藉口，將他逮捕暗殺。

　　他喜愛寫作，憐憫之心溢於言表。〈期待明天的人〉生動且深刻地描述得肺結核的心路歷程。〈台灣隨想〉、〈大地──台灣舊社會〉、〈艷怨輓賦〉等都細緻地描繪當年台灣人的生活。他寫了很多首好詩，其中〈春宵吟〉日語與台語並列，上段與下段對稱，道盡哀怨之情。

台灣隨想

王育霖（陳建瑋譯）

謹以這幾篇短文，獻給所有想要了解過去的台灣與今日的台灣的人。

聆聽街頭

依據中國古老的傳說，從前似乎存在著能理解鳥獸語言的人。春天，散步於森林時，倘若真的能夠理解啼鳴的小鳥所說的話，是件多麼愉快又有趣的事啊。有位日本人曾經跟我提到過：「當我散步於大稻埕與田舍道時，遇到了幾位正愉快地交談著的台灣女孩。當時我心想，要是我聽得懂台語的話，想必會相當有趣吧。」當時我心想的確如此。

我喜歡走在舊街道上，常會出門去散步。但是，不知是否被誤認為我是日本人的關係。通過人群時，常會聽到一些不該讓別人聽見的談話。每當這個時候，我都必須一邊強忍住哭笑不得的笑容，一邊裝作聽不懂的樣子。

前些日子我在昭和町散步時，在我身後有兩個十七、八歲的保母，正以台語不斷地互相爭論著。我假裝要蹲下調整木屐的樣子，停下腳步。

「來去啦！來去啦！來去看啦。干那四角銀麼。」（走啦！走啦！去看啦。才四十錢而已。）其中一個女孩這麼說。另一個女孩就邊哄小孩，邊回了兩三句話。不久，那女孩就說：「好啦！好啦！我六點鐘卡來招你。」（好啦！好啦！我六點就來叫你。）似乎因為決定要去了，所以兩人停止爭論，往其他地方走去。

女孩們剛剛是在爭論著要不要去看電影。雖然她們倆要去哪裡與我無關，但是「才四十錢而已」這句話卻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裡。因為我知道以前我家保母的月薪，除去從我家所獲得的食物與衣服不說，也才二、三圓而已。雖然不知道這兩個女孩的薪水是多少，但是應該在四圓左右吧。換句話說，四十錢實際上是她們倆收入的十分之一。她們倆為了娛樂，竟能隨口說出相當於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的金額「才四十錢而已」。以前在我家裡的女傭都會將薪水好好地收著，然後再交給自己的父母。偶爾我從父母那裡拿到零用錢，我也都小心翼翼地存在竹筒裡。至今時間尚未過十年，變化竟如此之大，令我感到十分驚訝。若僅歸咎於一句「由於生活方式進步了」，是否會顯得把事情看得太輕鬆呢？